第二代澳大利亚移民发现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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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澳大利亚移民发现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

据ABC News 报道，往返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珍妮·周说，她觉得人们经常误解她。

周女士是一名双语演员和电视主持人。她在很多华人社区被称为ABC。ABC指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

她是2012年上海戏剧学院的两名留学生之一。她说老师和学生会问她为什么普通话说不好。

她说:“他们不明白我出生在澳大利亚。”她还说普通话不是她的母语，因为她的父母说上海话，上海话是一种中国方言。

现在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周女士说，她有时会为说得不完美而道歉。

她说:“我希望有一天人们听不出我的口音。”

像周女士这样的第二代移民是在两个世界的交汇处长大的:人们期望他们拥抱父母祖国的文化，同时在这种文化之外走在澳大利亚文化的主流中。

这种经历让一些二代澳洲移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周女士说，中国新移民通常与那些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人有社会隔离。

她说:“他们只是不理解成为‘ABC’的挑战。”

“我想我是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我觉得不用选一个。为什么我不能既是中国人又是澳大利亚人？”

麦格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亚洲研究讲师郭美芬(Mei-fen Kuo)告诉澳大利亚和广州，许多第二代澳大利亚人通常会经历由对两种文化的期待带来的紧张。

郭博士说，由于他们独特的文化地位，这群人非正式地充当了更广泛的社会和他们的家庭之间的“文化桥梁”，将外国的思想和观点带到他们的家中，对它们进行解释，并使它们更好地被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理解。

但在澳大利亚的第一波亚洲移民中，他们的孩子有时会被贬称“香蕉一代”。

这个标签指的是一个外表“黄”但文化“白”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

郭博士说，这些形容词表明用户缺乏深刻的理解，因为这些第二代移民儿童在移民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很复杂。

郭女士说:“总的来说，第二代移民在打破种族成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里奇特·哈里劳不得不处理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矛盾带来的问题。

Harilaou是非双性恋者，母亲是印尼人，父亲是希腊人。

他们以前认为父母对澳洲土著和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是冒犯性的，不可接受的。

Mx Harilaou说:“我意识到他们所经历的种族主义是和他们对别人的持续种族主义分不开的。

"他们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认知差异. "

Mx Harilaou说，这使得在家里讨论这个问题变得困难，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中的一个不应该对我们有种族歧视”。

他们说:“我决定我应该下定决心，和家人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

Mx Harilaou说，这些对话成功地改变了一些种族主义态度。

他们说这延伸到黑人生活活动的统一，一些团体还向移民社区发函解释他们活动的主要原因。

他们说:“这是给我们的母亲、父亲、叔叔和月经的信。然后我把它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

露西·杜出生在中国，但她四岁时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定居。

年纪轻轻就移民国外，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长大的人，有时被称为1.5代。
杜女士在北京做过交换生，之后在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了几年。

她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中国“澳大利亚海外员工圈”的一员，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

她说她以前看不起在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因为他们普遍比较矜持。但在中国，她意识到自己也是一样的。

杜女士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很惊讶，因为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圈子里，就像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一样。”

我想这是因为我和其他澳大利亚学生和同事有很多共同点。"

然而与此同时，她承认自己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多，“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土著有关的东西。”

杜女士说:“我很尴尬，因为我不能深入地告诉别人土著人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我对板球一点也不感兴趣。完全不懂游戏规则。”

史文朋大学研究员格伦达·巴兰坦(Glenda Ballantyne)和莫纳什大学研究员阿内塔·波德卡利卡(Aneta Podkalicka)发现，第二代澳大利亚人往往很难找到具体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身份。

他们今年在同行评议的M/C期刊上写道:“对于一些人来说，试图描述自己的身份真的很困惑，他们的思维每天都在变化。”

“对其他人来说，难以表达身份的原因是他们单调的日常生活感觉是默认的。

这是对杜女士的同情，她说她的文化身份非常不稳定，多年来一直在变化。

她说:“我以前很讨厌带馄饨给学生吃午饭。我只想要午餐肉和奶酪三明治，就像其他人一样。”


图文来源： ABC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