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量裁减杂牌部队,使中共有机会大量汲纳各种军事专业人材。如,中共缺乏操作火炮、坦克、飞机等专业技术战斗员和特殊兵种,许多国民党编余将士具备这方面知识,汲纳这些人材有助提升共军的战斗能力。故中共利用机会,积极收编编余将士。1946年6月29日朱德在延安会报时提出争取国民党军遣散官兵之办法如下:(1)调查被遣散的或整编的军队番号集训地点军官佐姓名年籍出身。(2)找他们的社会关系及重要军官之弱点以便心理上积极的争取。(3)在这一分化未完全成熟前切忌于发生任何关系。(4)这些被整编的军官大半出于农村,他们都是充满了封建意识,我们初步只可以用拜把兄弟方式或利用已有的封建组织如青红帮这些方式去拉拢。我们的解放区都是他们的家乡,积极欢迎他们还乡团聚。
中共在进行复员的时候,十分尊重退役军人,下令热情招待到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抗日复员者,不得歧视。所以许多国民党杂牌军队饱受歧视、遣散失意之余,自然投到礼贤下士的中共去。 总之,由于中共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了广大的同盟者。在解放战争中各地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部队,共1,773,490人,这些原国民党部队增强了中共部队的力量,并很快投入战斗,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复员还乡是久战之后军人应有的共同愿望,众将士应该高兴才是,为何反生怨恨?事情的关键在于国民政府没有妥善安排退伍军人的出路,被裁汰的士兵立即失业,成为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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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曾讨论军人的复员就业问题,整军方案计划在一年之内把200余万将士复员,平均约每天7000人。这个复员速度比美国为慢,当时美国人民和舆论要求迅速复员,杜鲁门总统顺应民情,宣布到1946年1月,每天的复员人数将在25,000人以上。并指示帮助中国为退伍军人提供120万所房屋。马歇尔向国共代表介绍美国安置编余人员的方法,是转移其到工业去。国民政府代表郭汝瑰表示中国安排复员十分困难。因为中国工商业落后,士兵来自民间的,尚易解决,而长官都是职业的军官,第一次裁撤下来的已有10万人,部份转到警察,其余的军官已很难找到安置,工业只能安插很小的数字,其余没法转移的人,只好训练他们转移到教育或者别的工作。第二次整编估计也有10万军官编余,其中最多留一万人深造,经过教育后充当军官,其余都要经过训练,才能转移出去。而实际困难其中比郭汝瑰所说的更为严重,当时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工商农业残破,社会根本无法汲纳这庞大的失业大军。再加上国民政府复员计划欠佳,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徒具虚文。大公报批评一年来的复员工作,“始终慢吞吞,始终乱糟糟,始终在无计划无效率的迷途中瞎撞乱碰。”真是太不成话!例如《复员条例》规定所有复员军人都可以领取退役金和旅费,实际的情况是许多复员军人所领得的旅费根本不够还乡之用。如编余的282名四川军人“5月1日起发给旅费一万元,薪饷两月,二等兵得二万七千元,自扬州购船票(每人五百元)至南京搭船还乡,至沙市宣告断坎,宜昌县政府捐助每名二千,25日抵渝,……至此已身无半文,无力还乡。”编余军人连还乡的路费都领不足够,更不要奢望像美国退伍军人可获房屋安置了。编余军人的苦况普遍见诸当年的报刊,如1946年11月16日重庆失业军官三千余人以不被中央训练团取录,公开质问国民党:“如果政府不要我们,我们究竟应到那里去?”1947年5月13日,编余军官一千余,包括退役军官中央训练团的将官级团员四百,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痛哭,涕泪滂沱,以抗议国民党政府罔顾他们的福利。这些退役军官全部失业,而且大多数无法过活。他们在向国父致祭的时候,哀诉他们对革命和抗战的贡献都给国民党当局忘个一乾二净。他们哭诉:“如果我们的中央要我们活,他们应该赏给我们一碗饭。如果他们要我们死,他们应该给我们一口棺材。”当时的国民政府
国防部长白崇禧也认为这样整编部队将会严重打击士气,“整了军,投了共,被裁的没战意,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蒋纬国也说:“当时国军被编余之各地军官总队,曾经流传一些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老蒋不要,老毛要;欢迎你们整批来投效!’”;“当年由于这批庞大数目的编遣官兵一时未及加以妥善安排处理,亦无法还乡复员,结果都投向共军。”陈诚知道大批编余杂牌部队投奔中共后,不认为杂牌部队可增加中共实力,考虑慎重处理整军之事,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