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牛顿 于 2013-3-22 18:59 编辑
从中共十八大到中国政协、人大两会，以习近平、李克强分别统领的党政新班底正式登场，官方舆论一如既往地写生平、赞政绩、话未来。然而有趣的是，以往热衷于对中共评头品足或坚持普世原则一味指责中共的海内外左右派别，仿佛被习李这枚“震撼弹”炸懵了，抑或是被他们的光环照傻了，不是讲不出批评的话，就是也加入颂歌大合唱。至于“刘晓波”、“李旺阳”们没人再记得。一句“中共要接受尖锐批评”、要“依宪执政”、要“以民为主”，就让所谓的“反对派”们没了主心骨。有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习李以求实摆脱了左右羁绊，主导了社会舆论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显示以往海内外所谓的左右派们缺乏系统性的根基，只会为反对而反对，一旦中共少许变身，这些以监督作用而自诩的舆论人士就找不到攻击点了。 习李新政“左右逢源” 按照惯常逻辑推断，中共当局不管做什么，都会招来或左派或右派甚至于两派的一阵不满和抱怨，亦即“逢共必反”。然从习近平上台至今，不管是呼吁法治，还是惩治腐败，大多数意见领袖和左右派代表们多是肯定和期望，并未出现怒气汹汹的口诛笔伐舆论声势。 自习近平上台后，就不断有声音揣测其究竟是偏左还是偏右，试图以此为契机管窥中国未来走向。然到头来，不管是媒体还是分析人士均感觉还是难以捉摸。因为习传递给外界的讯号，兼具有“左”的坚持和“右”的诉求。比如习负责起草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写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在评价苏联解体教训时，对轻易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及为表明。而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他又呼吁要遵宪、依宪治国，主张“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既申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割裂开来”，也大胆提出“中共要勇于接受尖锐批评”。 在媒体层面，习近平自接任总书记至今，鲜有对其批驳的声音出现。习氏语录，如“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在坊间广为流传。而在网络舆论场，对习近平及其治下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是寄望满满。就连常常对中共政权出言不逊的西方媒体，在习李当政后也“乖”了很多，以往中国新班子一上台就致力“修理”的劲头几乎没了。 同样的情况，在新任总理李克强身上也有体现。李克强17日在例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既得利益群体，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并呼吁“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和政府主动向市场、社会放权的“约法三章”。此类表态，完全地契合了右派的诉求。与此同时，李克强也不忘记以民为本，如“人民要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对那些推崇共富口号的左派来说，也是极好的安慰剂。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社会左右舆论的发起和发展的重要契机通常在高层政治生态。早年之所以打破“文革”造成的铁板一块的舆论环境，就是邓小平开启了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姓资”、“姓社”的大讨论成为社会“左右”势力分界和形成的重要标志。而前几年中国国内舆论场关于“普世原则”和“毛泽东旗帜”的大争论，其根源也在于高层的某种思想不统一，甚至是这种不统一在底层的直接表现。比如中共前任总理温家宝，多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强调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现实情况是，直至其以“三鞠躬”谢幕，政改也没有实际迈开步子。比如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温家宝在广东省走访期间语出惊人，断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至于怎么改革，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路径，以至于大多数民众对温氏改革不知所云。这一方面可能受限于各种利益团体的阻碍，同时也与温家宝个人性格做派有很大关系。但温家宝开出了太多的“政改”支票，亦引发各派舆论人士太多遐想和联想，而且不管是他在国难当头的眼眶欲湿还是在谢幕之际的三鞠躬，在外界看来都带有明显的作秀和表演成分，所以在实际效果上给了社会舆论极大的发挥空间，同时诱发了许多不明真相者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显示，中国的一些所谓左右意见领袖都往往同高层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而早年“四人帮”时代的“御用文人”在今天是否真的销声匿迹不敢说。所以，当高层态度一旦统一、明确，这类的同官方有关联的所谓舆论派就失去依靠，难再发声。而这类舆论通常声势较大，所以它们一消失，国内舆论界便“安静”了许多。 自身不专难担舆论重任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相对独立的意见领袖同舆论派别在习李上台的今天也“无话可说”，或者只能说些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话？分析人士表示，这里面有社会观望的成分在。新政权的出场，也会与社会舆论有一个“蜜月期”，特别是当新的领袖对社会舆论有所吸纳和作风体现改变时，社会舆论会给出一段“缓和期”或者“观其行”的检验期。所以一段时间对新当权者指责和攻击的舆论会减弱，但对其提出要求、警示和促其总结前任教训的声音会是主流诉求。但目前对中国新领导层，官方之外其他角度的声音并不强烈。如前所述，这里面固然有习李操作的原因，但也要海内外所谓独立舆论自身的问题。 可以说，习李不左不右的调和角色，让左右派都找到了皈依的“良方”。反过来，也可以说，左右派各自的政治监督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核心诉求之为何，并不清晰，甚至带着极大的妥协性和投机性。以至于，当局稍微给点“甜头”，便乱了阵脚。例如无论左右派都只会拿“民意”作幌子招摇，一旦官方主导了民意的话语权，各方也只好跟从，一下没了主动权。 分析人士提出，无论是反对舆论还是监督舆论，要有自身的观点根基和个性特点，如果没有就会自乱阵脚或不知所谓。例如“宪政派”主张依宪治国，像甘阳的“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徐友渔的“在共同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上，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秦晖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难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且有益的现象”。《炎黄春秋》总编吴思也说过，自己的梦并非左右，而是宪政。那么，习近平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的大会上以“一切违宪行为都必须追究”的主题发言，自然会引来欢欣雀跃，但是否只要当政者提了一个“宪”字就已足够？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证明了自己“一贯正确”，位尊正统增加了政治资本而沾沾自喜。 雀跃之余，似乎忘记了清算遗留问题。有分析认为，习班底如若计划在宪政及人权问题上迈开步子，就应该主动将牵绊宪政平台搭建的“杂质”彻底清理掉，以免留下话柄。例如在“违宪”问题上，对刘晓波、陈光诚、李旺阳的处理是否正确，有无值得反思和修正的地方？如果真要行政治监督之实，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事件被热炒时虚晃一枪，而应该提示当局割断这些“烂尾”，用其行证其言。 2011年，中国大陆官方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同时也虚应故事地纪念了辛亥革命100周年，前者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后者；同一年，中国大陆举行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一些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表达了参选意向，结果遭到当局压制；敢言陆媒《南方周末》一篇《宪政梦 梦之难》的新年贺词，惨遭撤稿处理。十八大政治报告会上，胡锦涛也并未就宪政提及只言片语。相反地，“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等表态，却纷纷从俞正声等常委口中传出。所以，单凭习近平几句遵宪、维宪的口头承诺，左右派便一片欢呼“依宪治国”即将到来，不免高兴得太早。中国两会期间也有百余“公知”上书中共高层，但内容老套、无力，根本无法同“如日中天”的习李新政对撼，倒仿佛成为证明中共可以笑纳“尖锐批评”的注脚。 此外，国内左右派素质难被称道也是问题。例如，各舆论派别在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抗议潮中，扮演的角色不仅模糊不堪，甚至于还裹挟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正是因为此，才会发生“拥毛派”韩德强当众掌掴七旬老人等恶性事件发生。作为左派的学院代表，韩德强的暴力行径，不仅未能给左派长脸，反倒让其颜面扫地。 在对中共的反对声音中起不可忽略作用的海外舆论，此次在中共换届中亦表现失准，同样有些不知所措和找不到负面着力点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其原因应该也不难找到，因为这类舆论攻击原则十分单一，没有摆脱 “妖魔化”的标准。而且在内容方面也主要是以西方标准作为攻击武器。在中共舆论同西方舆论多年的博弈中，中共一直在修改自身方针，研究应对之策，而西方舆论特别是媒体也渐渐被中国官方“妖魔化”，加上他们对中国政治、文化缺乏真正了解和自身的傲慢，反而落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当政者的感悟，所以在习李上台后的一边倒的舆论阵势中，也找不到可以有效分化中国民众同新领袖之间的“魔化点”。而对于一些根本就为“反对”而“反对”的海外华文媒体，就更难对民意高涨的新领袖加以“反对”。因为它们毕竟不想让自己做得太明显。 不应再用左右立标杆 权力需要监督和约束。这一方面需要当权者自身的监督、约束，一方面需要体制和法规的监督、约束，更需要社会的监督、约束。在社会方面，媒体、舆论是十分重要的部分。特别在中国，媒体基本掌握在官方手中，社会其他舆论和海外舆论的监督、约束作用就变得更重要。分析人士提到，对这一点，习李团队当然不会看不到、认识不到。而对社会其他舆论和海外舆论，中共已经从完全排斥开始变得可以理解和参考，虽然不尽人意，但不可否认其进步意义。那么，社会其他舆论和海外舆论要做的是证明自身对中共当政者的重要和必需。认真研究中国现状和发展中的问题，真正站在中国民众幸福的立场，以诤友的身份和动机提点中共，其言辞内容再尖锐也会心无所愧。中共既然要从善如流，也就需要各方面的诤友，懂得“人家往你口袋装钱”的道理。即使官不明民众也会知道好歹，这样的监督和约束依然不白费。 就发展阶段而言，相比较以往，中国的确进入到一个各种观点急剧膨胀的关键年份。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大发展、大繁荣，争论和观点交锋从现实走向虚拟，从街头走向网络人肉。每个人都可以鼠标轻轻一点，就很快地实现观点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进入了大辩论前的头脑风暴酝酿期，各种观点的碰撞交流也呈现空前活跃之态势。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不再以左右作为舆论标杆或将是最好的选择。在当政者已经超脱左右框架而以求实作为标准的时候，监督一方还沉浸在历史的陈年模式中自我陶醉，就只能被当政者远远抛离，这样的监督舆论也必然失去任何价值。（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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